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革，愚昧的落后的观念、文化受到扫除，科学的进步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在广大人民中间逐渐被接受。按照《共同纲领》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要求，党和政府有步骤地对旧有教育文化事业进行改革，争取和鼓励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使学校教育制度与思想文化建设适应新旧社会的转换，有利于推进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旧有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文盲众多，基础教育薄弱。在城市，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20%，工人、贫民子弟一般读不起书；在乡村，还有相当多的旧式教育，农民子弟大多无钱入学。旧式教育有着传播民族文化的功能，但其中渗透着大量封建的内容；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培养有用人才，但主办权多为帝国主义所控制。新中国成立后，旧的学校教育远远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党和人民政府革故鼎新，大力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对旧有教育制度的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使教育事业从过去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转向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二是使教育事业从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转向为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服务。党强调对旧有教育事业，不能采取像摧毁反动政权机构那样的做法，而应采取先妥善接收，再逐步改革的谨慎政策。对原国民党政府办的各类公立学校，一律实行接管，各学校的教职员，除极为反动的个别分子听候处理之外，按照原职原薪继续工作。对私立学校，一律维持原状，学校工作照常进行。这样，既维护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和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稳定，又尊重了教育的传承性。这个政策受到学校教职员和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在接收学校后，首先废除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废止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党义”、“公民”、“童子军”、“军事训练”等带有反动性的课程；建立革命的政治教育，增设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新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入学校。原有教育事业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为建设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创造了基础条件。

　　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逐步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会议强调，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普及与提高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全国开始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变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受教育机会的状况，解决教育为工农大众开门的问题。为此，党要求大力发展小学和中学，并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兴办多种多样的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班)和技术专修班，采取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一批工农干部、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达到中等文化程度，一些学习成绩好的还直接进入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校学习。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马恒昌、苏长有、赵桂兰、郝建秀等，都是通过工农速成中学掌握基础文化知识，继续完成高等教育学业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许多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分布在全国各地。中央人民政府允许这些教会学校在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的原则下，继续接受外国津贴。但是，某些外国教会却藐视这个原则，无理干涉学校行政，阻挠学校改革，或以断绝经费来源相要挟，或利用教会学校暗中进行反动宣传和敌对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开始接办教会学校的工作。1950年10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教育部明令将违反中国法令的罗马教廷主办的辅仁大学正式接收自办。同年12月底，针对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资产的挑衅行为，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教育部于1951年1月发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规定了接办教会学校的处理办法。继辅仁大学之后，全国各地对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高等学校、514所中等学校、1133所初等学校实行接办，分别情况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或由中国人民自办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

　　为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教育部从1951年底开始，拟定了全国工学院的调整方案。1952年下半年，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全国各地高校分期分批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工作。一是对许多大学的文、理、法学院或系实行合并，调整和加强综合性大学；二是将各大学的工学院和工科各系实行合并，组建多科性工学院，或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工学院，基本形成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主要专业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同时，进行师范、农林、医药等院校的调整。经过调整，大多数省份拥有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到1953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1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科院校38所，师范院校33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其余为财经、政法、少数民族等院校。全国初步形成学科、专业设置比较齐全的高等学校体系。1952年，政务院决定实行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和毕业生统一分配，原有79所私立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办。

　　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加快了对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的培养，使我国高等学校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所改变。由于缺乏经验，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一些缺点。例如，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未能充分吸收中国教育遗产中的优良部分；对一些著名大学多年形成的学科特长未给予应有的照顾；在学科结构上出现“理工分割、文理分家”的现象，调整中对文、法、财经院系撤并过多；不适当地取消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这些情况，给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一些缺陷。

　　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首先从文学艺术方面着手。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大会的贺电。贺电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党号召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1949年7月1日），《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3页。这给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第一届文代会使解放区与原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分离的两支文艺队伍汇合在一起，进步的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实现了胜利大会师，五四运动以来处于分散形态的“新文艺运动”由此进入“新的人民的文艺”时代。这是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环境的一个根本性改变。与会的文艺界人士在文艺思想、文艺方向上形成共识，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确定为今后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提出面向人民革命胜利的新的现实，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任务。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简称全国文联)及下属各类文艺协会，担负起指导和推进人民文艺事业发展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重点发展人民的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文化事业。进步文艺界过去受到反动势力的压制，只能通过迂回隐寓的方法表现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主题。这一状况在解放后根本改观。1949年内，汇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解放区优秀文艺作品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计53种全部出版，如歌剧《白毛女》、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等，带给文艺界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于现实斗争，深入社会生活，新创作出一大批以革命战争、民主改革为题材，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的优秀作品，如话剧《龙须沟》、歌剧《长征》、小说《铜墙铁壁》、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歌曲《歌唱祖国》、电影《钢铁战士》等，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国有着丰富的戏曲遗产，几十万戏曲艺人影响着几千万观众和听众。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团结这支重要的文艺队伍，强调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喜爱的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把他们看作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动员他们积极地参加对旧文艺的改革。1951年春，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繁荣戏曲事业的方针。5月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任务，要求净化戏曲舞台，整理传统剧目，剔除旧戏曲中的封建毒素，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要求戏曲艺人们在政治、文化和业务上加强学习；改革旧戏班、旧戏社中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在改革中，既反对对待艺术遗产的粗暴态度，又反对墨守成规、不求改进的保守思想。许多戏曲艺人，在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受到思想锻炼和教育，提高了爱国政治热情和创作积极性，主动清除旧戏曲中某些消极、有害的内容及丑化劳动人民形象的粗俗表演。经过改革产生的一批优秀剧目，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对旧有遗产加以整理，适合于人民文化需求和欣赏趣味的提高，格外受到群众的欢迎。

　　书刊出版方面，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的方针，实行出版、印刷、发行企业的分工专业化，统一全国新华书店为国营的书刊发行机构，成立人民出版社等十余家规模较大的国营专业出版社及新华印刷厂；合理调整公私出版业的关系，按照专业分工的方向，划分国营与私营出版社出书的范围和重点。多年来为发展进步文化事业作出贡献的生活、读书、新知等书店，解放后合并成立三联书店。在出版界历史悠久、影响很大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私营出版机构，也实行联合经营，进而有步骤地实行公私合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设的中国科学院，是在接收旧中国的“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研究院”及其所属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其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利用近现代科学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以提高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根据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密切配合的方针，中国科学院合理分配科学人才，调整与充实院属科研机构，指导建立地方科研机构，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并配合高等学校、产业部门、国防部门的科研机构，逐步建立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为中国科学事业由近代以来的落伍逐渐走向振兴打下初步基础。同时，党和政府还十分重视组织科学技术团体的工作，于1950年8月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这两个全国性科技团体，在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普及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医疗卫生方面，1950年8月7日至19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据此，各级卫生部门开始在广大农村、城市街区和工矿企业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全国还建立了各种专业防疫机构和防疫队伍，并加强医学教育，培养医药卫生人员。同时，着手改变解放前中医受歧视的情况，以消除中西医之间的隔阂，使中西医药卫生人员团结起来，既发展现代医学，又发展传统医学，共同为人民服务。此外，针对抗美援朝期间美国对我国施行的细菌战，全国还大规模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许多城市清除了旧社会几十年积存的垃圾，整治了市区环境。以北京市成功治理臭水横流的龙须沟为范例，全国城乡落后的卫生面貌有了初步改观。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